海纳·米勒:“马克思谈到过去世纪人的梦魇，本雅明谈到解放过去。死人在历史中并未死去。戏剧的一个职能就是召唤死者——与死者的对话不能停止，直到他们交出与他们一起被埋葬的那部分未来。”“对死尸的爱就是对未来的爱。我们必须把死者当作对话伙伴或对话捣乱者来感受——未来只会从与死者的对话中出现。”

在《哈姆雷特机器》中，过去、现在和未来同时存在，一个人物同时既是他自己又是他的对立者，甚至可以成为所有人。在第四场，扮演哈姆雷特的演员否定了自己的角色，“我不是哈姆雷特”，撕毁了作者的照片，自责于自己的特权，要回归到自己的血液和粪便里，回到死亡之中。这种精英的自我屠杀，是对“历史正义”的弥赛亚式解决的形象化。之后，他又穿戴上哈姆雷特的服装和面具，穿上他的幽灵父亲的铠甲，用刀劈三个开国际共运领袖的脑袋，暗示叙述人又回归到先前的权力和理性秩序之中。

统观全剧，所有角色参与的只是一场又一场的生命、性别、社会、历史角色的循环和转化。死亡与新生、大粪和血液随时可以互相转换，历史的一个瞬间既是此时，又是彼时，但最终都呈现为海纳·米勒恶毒的诅咒。诅咒的背后是他对人类一切可能凝固为权力的事物的高度警觉。这是作为剧作家的海纳·米勒的艺术解决方式，它作用于单个观众的意识中，而不期待被纳入群体性的历史。

海纳的精英自我屠杀，与鲁迅的急于自我牺牲、“从速消灭自己”，其本质是一样的。世界上的左翼艺术家，都是迪伦马特式的“罗慕露斯大帝”，其实与左翼思想家与左翼政治领袖完全行进在两条道路上。